华裔病毒学家黄以静因肺炎逝世,她最先破解艾滋病毒RNA结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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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裔病毒学家黄以静因肺炎逝世,她最先破解艾滋病毒RNA结构
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2020-07-15

2020-07-15

艾滋病研究领域陨落了一位重量级科学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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艾滋病研究领域陨落了一位重量级科学家。

艾滋病研究领域陨落了一位重量级科学家。

7 月 8 日,华裔病毒分子学家黄以静(Flossie Wong-Staal)在加州圣地亚哥的一家医院去世,享年 73 岁。她的女儿斯蒂芬妮 · 斯塔尔(Stephanie Staal)对外表示,病因是与新冠病毒无关的肺炎并发症。

黄以静是业界知名的美籍华裔分子病毒学家,也是世界首位破解艾滋病毒 RNA 结构的科学家。她的研究领导了许多有关 HIV 病毒的开创性发现,包括其遗传结构、侵入免疫系统的方式以及检测和治疗艾滋病的方法,大大增进了人类对艾滋病的认知。

她曾被美国科学资料中心评为 “全美十大超级女科学家” 之一,领导创立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(UCSD)艾滋病研究中心也是世界领先的疾病研究中心之一。

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卫生科学副校长大卫 · 布伦纳(David Brenner)博士说:“她是抗击艾滋病的巨人之一,从根本上揭示了艾滋病的病因,并帮助人们找到了第一种药物疗法。”

华裔病毒学家黄以静因肺炎逝世,她最先破解艾滋病毒RNA结构

图|黄以静在 1980 年代成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首席女科学家,领导了有关 HIV / AIDS 的开拓性研究(来源:NCI Visuals Online)

诺奖级突破:发现艾滋病毒

1973 年,黄以静来到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(NIH)工作。这是她结婚的第二年,工作变动的原因是丈夫决定来到这里。

她加入了在 NIH 的罗伯特 · 查尔斯 · 盖洛(Robert C. Gallo)实验室,成为博士后研究员。后来这个团队发现了首个人类逆转录病毒,即引起白血病的 HTLV-1。黄以静在其中做了分子分析的工作。

在人类逆转录病毒被发现之前,这种病毒大多在鼠类和禽类中被发现,因此只有少数的生物学家相信,人类身上也有这种病毒。黄以静所在的盖洛实验室是少数派。

她相信的原因是:很难想象人类与动物会有很大的不同。而且,在不同的动物中都发现了逆转录病毒的实例。

1982 年,黄以静成为造血细胞分子遗传学部门负责人。

更大的发现还在后面。1984 年,盖洛团队在《科学》发表论文,宣布发现了引起艾滋病的病毒,取名为 T 细胞白血病 / 淋巴结病 3B 型病毒(T-cell leukaemia/lymphoma virus type IIIB)。

在那一阶段,黄以静所在团队对 HIV 进行了核苷酸测序,并发布了基因序列和组成,阐明了许多变异。这些研究结果,为后来广泛使用的 “鸡尾酒” 疗法提供了科学依据。鸡尾酒疗法是目前公认的疗效最佳的艾滋病治疗方法。

华裔病毒学家黄以静因肺炎逝世,她最先破解艾滋病毒RNA结构

图 | 黄以静所在团队对艾滋病毒的测序结果,1985 年初发布在 Nature 上(来源:Nature)

艾滋病毒,是诺奖级别的发现。然而后来,与之相关的诺奖却颁发给了另一位法国科学家:卢克 · 蒙塔尼耶(Luc Montagnier)。这也是生物学上一段著名的公案。

在盖洛团队的论文发表前一年,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蒙塔尼耶团队就分离出了一种新病毒,命名为淋巴结病相关病毒(lymphadenopathy associated virus LAV),发表在 1983 年 5 月 20 日的《科学》杂志上 。

后来人们发现,两个团队所发现的是同一种病毒,于是争论的焦点就变成——是谁最先发现。争论在 1987 年达到高潮并闹上法庭,甚至惊动了当时的法国总理希拉克和美国总统里根出面调停。最后的结论是,两个团队是共同发现者。

在 1997 年,对于谁最先发现艾滋病病毒,黄以静在谈话中表示:

毫无疑问,蒙塔尼耶的研究小组首先获得了正确的病毒,尽管他们发表的内容并不令人信服,而且仅来自一个病人。我们的实验室有来自不同病人的多种分离物。多重分离为病因学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。

我认为很不幸的是,我们只关注这一个似乎成长得最好的孤例。事实证明,它长得这么好是因为它被一种污染物占据了。这是我们分析并申请专利的第一个原型…… 需要强调的是,盖洛的实验室里不止一种隔离物,我们可以选择其中任何一种来扩展我们的研究。

法国团队最早分离出病毒,但是对于病毒的测序和确认是由黄以静所在的团队最先完成的。在 2008 年,诺贝尔奖秉承奖励原创的宗旨,把生物医学奖颁给了最早发表论文的蒙塔尼耶。

1984 年,艾滋病毒是生物分子学的热点,黄以静回忆,就艾滋病毒克隆的工作,当时世界上同时有三个团队在进行,除了她所在的团队和法国的蒙塔尼耶团队,还有旧金山的 Jay Levy 团队。“就克隆而言,我们是第一,法国是第二,旧金山是第三。”

1997 年,黄以静回顾自己的研究岁月,“NIH 是一个职业生涯的绝妙之地,因为你不必编写资助计划,也没有教学义务,并且有很多互动的机会。”而 1984 年前后关于艾滋病毒的研究阶段则是她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期,“是一段高产的时期,让人晕眩,有那么多事情去做,你甚至不知道先去做什么。”

早年经历:兄弟姐妹中唯一一个上大学的女孩

1946 年 8 月 27 日,黄以静出生于广东中山,5 岁时随父母移居香港,就读于一所女子全日制天主教学校,1965 年赴美到加州洛杉矶大学读书,1968 年取得学士学位,主攻研究分子生物学。

在高中分文理科时,黄以静选择了科学。这不意味着她不喜欢文科,她对小说、诗歌、散文都有浓厚的兴趣。只是当时人们的观念是,聪明的人应该选择科学。

“大家也觉得这是一种荣誉和特权。对于我来讲,这几乎也是默认的,我被引导到科学的道路上,当然,我从不后悔,我喜欢科学,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感到骄傲。”

与黄以静同时代的女性,能接受高等教育并有幸成为科学家的人凤毛麟角。黄以静的父亲从事进出口业,母亲则是纯粹的家庭主妇,家里有四个孩子,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,黄以静排名第三。

在这些兄弟姐妹中,没有一个女性在外工作或学习科学,她是唯一一个上过大学并达到如此科研高度的人。

华裔病毒学家黄以静因肺炎逝世,她最先破解艾滋病毒RNA结构

图|黄以静早年在美国拍摄的照片(来源:Stephanie Staal)

“人们经常问我,我的家庭中是否有榜样,实际上,我不能说真的有榜样。但是,我的父母非常支持我的学业,他们从未有过女孩不应该接受高等教育的概念,相反,他们为我的成就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。我一直认为我的母亲很聪明,她可能对自己从未有过事业的机会感到沮丧,并且很高兴看到我有这样的机会。”

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,因为在香港求学需求,黄以静最初给自己起的名字是 Yee Ching Wong,当时美国修女老师建议她选择一个英文名字,她想要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,于是向父亲询问,父亲给出的名字是“Flossie”,那是一个当时掠过香港地区的大型台风的名字。带着这个来自台风的名字,黄以静的科研生涯也从此乘风起飞。

后来她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进行艾滋病毒方面的研究,有人好奇,她的家人是否会对她研究病毒流露负面情绪。

“实际上是相反的。我的意思是,当他们发现我从事艾滋病工作时,通常他们非常感兴趣。这是一次愉快的晚餐谈话…… 我的母亲说:你确定安全吗?我向她解释说我用手套等保护自己。因此,这不是一个大问题。”

1990 年,《科学家》杂志认定她是 20 世纪 80 年代科学界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女性,在这十年里,她的学术期刊被引用了 7772 次,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选为过去十年的顶级女科学家。

同年,黄以静受聘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,负责筹办艾滋病研究中心,1994 年,她被任命为该校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,带领该机构发展成为艾滋病领域领导者。

华裔病毒学家黄以静因肺炎逝世,她最先破解艾滋病毒RNA结构

图|黄以静(来源: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)

2002 年,黄以静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退休,但她并未离开科研圈,而是再次投身创业。

她作为联合创始人创办了私人生物制药公司 Immusol,并兼任首席科学家、董事和副总裁,该公司后来更名为 ItherX,致力于针对肿瘤学和抗病毒市场的创新药物的发现、开发和商业化。

在公司期间,黄以静还把注意力集中在研发抗丙型肝炎的药物上,直到 2017 年才正式退休。

黄以静一生结过两次婚,一共有两个女儿。她的另一个女儿卡罗琳 · 维加(Caroline Vega)回忆说,正是这种对科研工作的奉献精神让她赢得了同事们的钦佩,“我记得她总是穿着实验室的外套,周围都是比她高很多的男人,她身高只有 5.2 英尺(约 1.58 米),却总是一个威严的存在,在科研领域身先士卒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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